笑首先是一个生理现象。亚里士多德说，当我们笑的时候，我们喷出的是热气，当我们哭泣时，忧伤降低了我们胸部的体温，于是呼吸变得冰凉。科学研究现在能够证明，笑是一种可靠的、方便易行的健身方式。“幽默”一词译自古希腊语的humour，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论说人体内存在黄胆汁、黑胆汁、多血质、粘液质四种“汁液”时用的就是humour这个字眼。
中国文化向来不乏幽默的品格，幽默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条很粗重的脉络。二十年代首倡幽默的林语堂先生曾说，凡是最成功地记述了中国的作家，都是最有幽默感的作家。他还说，西方人善于表情严肃地表达幽默，而中国人则善于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严肃的态度。这种区分虽然显得粗疏，但大体是精当的。
我们民族今天的幽默品味相当高雅精致。传说文革中某根正苗红的新贵指责周恩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总理针锋相对地说：“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我们可以从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的《演说家》中找到这段对话的西方版。一位众所周知出身于卑劣家庭的人向勒利尤斯喊道：“你背叛了自己的祖先！”勒利尤斯反唇相讥道：“你呢，你丝毫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先！”如果总理针锋相对的传说属实，则由此可知他的学识渊博或者智慧过人的一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与俄罗斯民族对在经济社会剧变中涌现的“暴发一族”的嘲讽。俄罗斯人文雅地把那些连他们的保镖都穿昂贵的名牌西装的暴发户叫做“新俄罗斯人”，但关于这些“新俄罗斯人”的“段子”却十分辛辣。有个“新俄罗斯人”出了车祸，私车被撞坏，自己掉了一只胳膊，他痛心疾首地叫道：我的奔驰！我的奔驰！路人提醒他看看自己的胳膊，他又大叫：我的劳力士！我的劳力士！我们也有类似颇具意味的段子。有一个段子说，家长会上，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大款父母说：我问圆明园是谁烧的，你们的孩子居然说不知道。父亲说：我们孩子一向不说谎，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母亲则说：烧了就烧了，老师，我们给赔。
1997年11月底，意大利巴勒莫市人类学国际中心将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奖项———彼得奖授予了我国民俗学者段宝林教授，以奖励他“在民间文学、歌谣、幽默作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该中心并邀请段先生担任1997—1998年度彼得奖的评委。段先生毕生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于讽刺、幽默、笑话着力尤深，著有《当代讽刺歌谣》等多本专著，其中《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原名即为《笑话美学》。此事或可视为幽默的民间文学具有强大生命力之一例。
笔者在前不久拜访段宝林教授时了解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作者、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1980年介绍段先生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在此之前丁乃通被视为中国代表。这是个专门组织各国民俗学者定期交流研究心得的国际学术团体，最早由芬兰人发起成立。芬兰人过去长期受瑞典、俄国奴役，所以他们特别看重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把民间叙事作品《卡涅瓦拉》当成自己的国魂。这个学会每四年组织一次学术报告会，在爱丁堡、卑尔根（挪威）、巴黎、布达佩斯和茵斯布鲁克（奥地利）都举行过。近年段先生参加了该会在印度和北京举行的学术会议。今年将在德国的哥廷根开会，那里是著名的格林兄弟的故乡，议题有两个，“民间叙事的研究方式”和“民间叙事的未来”。这个学会对欧洲中心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学会主席劳力·亨克教授在1987年的巴黎会议上曾特别强调说：“民间叙事的审美观念和诗学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我们已经感到，把西方的美学和诗学观点强加在世界不同文化的民间文学上是冒失的和不妥当的。”
段先生认为一度流行的“民间叙事消亡论”是站不住脚的。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上海、秦皇岛、抚顺这些工业城市都是故事活动比较活跃的，有许多工程师“故事大王”。有个旅行社的同志告诉段先生，他们去年接待的美国的一个“故事”代表团，点名参观了素有“故事村”之称的河北省藁城县，访问了上海的《故事会》编辑部。据报载，今年1月，印度全国各地107家“开怀大笑俱乐部”的7000多名成员齐集孟买市中心，以纵声大笑15分钟的方式纪念“世界大笑日”（1月11日）。
根据《笑的历史》的作者让·诺安的研究，罗马帝国时期，人们每年享受175个节日，所以作为休息娱乐所需而产生的喜剧的数量就比悲剧要多得多，而没有可以与古希腊比肩的悲剧、雕塑和哲学。这与我们今天的现实颇为相似，现在我们早已实行了双休日制度，欧洲据说还在进一步缩短工时。仅从这一点看，幽默、笑和民间文学根本没有消亡的理由。
